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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验人性的乌台诗案,苏轼没想到只有对头王安石出来帮他!

 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,今天澳门葡萄京9227.com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乌台诗案的文章,希望你们喜欢。

  宋朝绝对是文人的黄金时代,文人们拿着高薪,有大把的休闲时光,潇洒地出入阁楼楚馆偎红倚翠,唱着些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或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或豪放或婉约的词曲。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艺政策的空前宽松,造就了一个文化上的巅峰时代。

  为何宋朝的文人们可以如此惬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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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,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,深刻体会到军人的可怕,他们手握重兵,一言不合就与自己一样黄袍加身,所以宋朝在建立的开始,就对军人充满了戒心,这也是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的深层次原因。宋太祖立了一块碑,告诉自己的后代子孙,不能擅杀士大夫,也不能杀上书言事的人。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之下,宋朝的很多文人很嚣张,比如耿直的寇准、狂暴的包拯、不平则鸣的范仲淹,还有一肚子牢骚的苏轼

  但这个不杀士大夫的祖训,在宋神宗时代差一点被废除。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,一度很想杀掉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,整天神神叨叨发牢骚,或明或暗讽刺变法的苏轼。而这一切,都来自一个文艺界的案子,这个案子叫“乌台诗案”。

  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,是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。因为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,又称“柏台”。柏树上常有乌鸦,于是叫“乌台”。

  宋朝御史台的权力极大,是皇帝的耳目机关,也是宋朝皇帝限制宰相权力、驾驭群臣的重要执行机关。御史台的官员全部由皇帝亲自任命,宰相无权干涉。宋朝规定,御史台可以对文武百官行使弹劾的权力,且不需要直接的明确的证据,“且许以风闻言事,不必有明确证据”。我没有证据,但是我听说有过这种事,这就给御史台以几乎是无限的权力。据统计,整个宋朝就有六位宰相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而下台,连跟着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入死的功勋元老赵普也不能幸免。所以,官员们惧怕乌台,怕的不是柏树上的乌鸦,怕的是御史台官员的“乌鸦嘴”。

  因为,御史台的“乌鸦嘴”们要想搞定谁,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情。

 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,御史台的“乌鸦嘴”们,其实早已经盯上了苏轼。

  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他为了推行变法,大量提拔支持他变法的官僚。在王安石看来,这些人大概就是天使,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志大才疏蝇营狗苟的“鸟人”。同时,展开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党争,严厉打压旧党的势力。按理说既不是新党,也不是旧党的苏轼,能在新旧两党的惨烈党争中置身事外,但偏偏苏轼的政治情商不高,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法,也反对旧党的某些做法,因此两党都对喜欢发牢骚的苏轼很不感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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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向自认为是君子的王安石,钦佩苏轼的才华,但对苏轼或明或暗地反对新法很有意见,王安石大概不会亲自下命令,让御史台的“乌鸦嘴”们去查苏轼,但王安石手下的官员,都是察言观色的人,为了让王安石高兴,去查苏轼,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

  苏轼当时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官员,仕途一帆风顺,相继在密州、徐州等地做长官,与地方官员百姓关系融洽,再加上踏实能干平易近人,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,很快就成为政治明星。他还梦想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儒家理想,他要走的是一条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。

  但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,苏轼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
  第一个盯上苏轼的人,是著名科学家沈括。沈括在去浙江巡视新法的时候,专门通读了苏轼的诗稿,从中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,沈括认为苏轼的有些诗句不怀好意意味深长,肯定是在讽刺新法诽谤朝廷,于是就向宋神宗报告。

  宋神宗纵然在改革的立场上支持新法,但在驾驭群臣方面,他没有忘记太祖的另外一条祖训:“异论相搅”,说白了,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,让政见相左、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,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,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。

  基于这个阴险的祖训,宋神宗当然不会因为沈括的捕风捉影,也不会因为年轻的苏轼几句牢骚话,就把苏轼给弄死。

  而苏轼也错判了形势。他认为宋神宗极为开明,自己又那么有才,连朝中的太后都说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,暗中发发牢骚,大概没有什么关系。年轻的苏轼很显然不懂“牢骚太盛防肠断”的道理,继续我行我素。

  新旧两党的党争更加剧烈了。秉持着“异论相搅”立场的宋神宗一直摇摆不定,这让王安石心力憔悴无力支撑,辞职回到金陵的半山园,过起了隐居生活。

  元丰二年,苏轼从楚风汉韵的徐州,调任杏花烟雨的湖州。按照惯例,苏轼应该写一封奏章,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。但正是这封奏章,被御史台的“乌鸦嘴”们找到了蛛丝马迹;正是这封叫《湖州上谢表》的奏章,掀开了乌台诗案的盖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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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乌台诗案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。第一个影响是苏轼在此之后,成为苏东坡。

  第二个影响是它把一个心怀天下的儒家青年官员苏轼,逼成了儒道佛兼修、诗词书画俱佳的中国文化大师;把心浮气躁爱发牢骚的苏轼,逼成了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达观旷达的苏东坡;逼成了“心安之处是吾乡”的随遇而安随缘而喜的苏东坡。

  第三个影响是乌台诗案严重考验了人性,那些苏东坡与之友善的保守派,那些苏东坡看不起讽刺挖苦的改革派,在苏东坡被关进监狱之后,截然不同的表现,这让苏轼彻底看透了人生。

  苏轼在谢表中谦虚了一把: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而正是这句话中的“新进”和“生事”两个词,被人抓住了把柄。

  这两个词是当时的流行词,也有特指的意义。苏轼曾经讽刺过王安石新提拔起来的有些小人叫“新进”,后来这个词就成了形容王安石阵营的专有贬义词了;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一份长信,里面有“生事”,其实就是指责王安石变法就是瞎折腾,于是,“生事”也就成了讽刺新法瞎折腾的代名词了。

  纵然御史台查办官员不需要直接证据,但在御史台看来,苏轼讽刺朝廷污蔑新法,证据确凿

  王安石罢相,但朝廷中的新党势力仍然在找机会整苏轼。最积极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。在李定的带领下,何正臣、舒亶等御史台官员千方百计从苏轼的诗文中找更多的证据。

  舒亶向宋神宗报告说,苏轼包藏祸心,怨望其上,讪渎谩骂,而无复人臣之节者,未有如轼也。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,则曰“赢得儿童语音好,一年强半在城中”;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,则曰“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尧舜知无术 ”;陛下谨盐禁,则曰“岂是闻韶解忘味,尔来三月食无盐”;其他触物即事,应口所言,无一不以讥谤为主。

  御史中丞李定最后出马,举了四项理由说明应当处苏轼极刑。第一,苏轼是个志大才疏不学无术的人。第二,苏轼急功近利急于获得高位,心中不满乃讥讪权要。第三,皇帝对他非常宽容,但他死不悔改。第四,苏轼的诗歌影响巨大,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V,他的诗文在全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,搞乱了思想。

  总之,苏轼罪大恶极罪不容诛。

  宋神宗大怒,立马派人把苏轼抓回朝廷,交给乌台审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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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东坡在听到弟弟苏辙传送的消息之后,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,他的脑子里无数次闪过死神来了的场景。在被押往朝廷的路上,一度想投河自杀,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,也数次想自杀,甚至连写给弟弟苏辙的遗书都写好了。其中一首这样写道:

  :圣主如天万物春,小臣愚暗自亡身。

  百年未满先偿债,十口无归更累人。

  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

  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

  看来,苏轼自认为死定了,赶紧向感情最为深笃的弟弟苏辙告别。

  苏轼平时喜欢交朋友,他号称是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,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”,好像全天下都是自己的朋友,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。

  苏轼平时特别喜欢将自己写的诗送给朋友。这些朋友中,有自己的弟弟苏辙,有驸马王诜,更有司马光、范镇、张方平、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。最终这些人都因为苏轼的案子,受到了影响。驸马王诜因为向苏轼通风报信而被剥夺一切官职;苏辙因为是苏轼的弟弟被降职处理。而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其他人一律罚款处理。

  而苏轼,仍然生死未定。

  在绝境之时,总能考验人性,体现出人性的光明或阴暗。

  平时被苏轼引为挚友的保守派大臣,大部分退缩了。反而是被苏轼讽刺挖苦的新党中的有些官员,积极营救苏轼。

  王安石应该是最恨苏轼的人了,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,已经赋闲在家的他,力劝宋神宗不应该杀国家的贤才;新党中后来被认为品质不佳,在以后的日子中疯狂迫害苏轼的章惇,也替苏轼说话,甚至不惜与宰相王珪撕破脸皮。而曹太后的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,说仁宗在位的时候,曾经说过苏轼与苏辙兄弟是国家的宰相之才。宋神宗也不想坏了祖宗不杀文人的规矩,于是苏轼被贬到黄州,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番旅程。

  乌台诗案彻底改变了苏轼。在押往京城的路上,在监狱里,苏轼曾经数次想过自杀,这时的苏轼,还是一个未经大风大浪的畏畏缩缩的人,而到了黄州之后,苏轼似乎大彻大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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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黄州,他问朋友要了一块地,建了一座叫雪堂的茅屋,学白居易躬耕东坡,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,享受贫穷但悠然的生活。他已经不是那个患得患失的苏轼了,他成了在东坡上种地的农民,成了在雪堂吟诗作赋挥毫作画的艺术家。

  苏东坡的身上,还有儒家的积极进取与怀抱天下的志向,不过,影响苏东坡更深的,却是老子的无欲无为,庄子的无心逍遥。苏东坡同样沉浸在佛教对彼岸的向往之中,承天寺的月光与梵音,澄净了他的心灵,在对世界本是虚幻的认识之中,苏东坡不再执着,他放下了自己,也最终成就了自己。

  我曾经在《苏东坡与黄州,谁是谁的精神家园》中写道:在黄州,他写给别人的信成了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的《寒食帖》;

  他写下了经典永流传的雄文《赤壁赋》,将错就做地成就了黄州赤壁的美名;他写出了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旷达;他写出了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的孤寂;他写出了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千古豪迈;他写出了“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”看透命运的《满庭芳》;他写出了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的深刻思索;

  他写出了“心安之处是吾乡”的随遇而安的心境。

  乌台诗案之后,苏轼在黄州,成了苏东坡,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全才的大师,他实现了凤凰涅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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